重慶長江隧道全長約11.9千米，是第一條穿越長江的高鐵盾構隧道，被譽為“萬里長江高鐵第一隧”。圖為春節前夕，中鐵十四局建設者們繼續堅守崗位，加速推進項目建設。 新華社記者 王全超 攝
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并首次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作出系統深刻的闡釋，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也成為全球現代化理論的重大創新成果。日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論述摘編》（以下簡稱《摘編》）一書出版發行。《摘編》分7個專題，摘自習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23年10月18日期間的報告、講話、說明、演講、談話、賀信、回信、指示等220多篇重要文獻，為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提供了權威教材和基礎讀本。
深遠厚重的歷史淵源：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實踐探索的成果
實現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奮斗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復興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摘編》第一專題對此作了充分闡述。
中國共產黨承擔起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長期走在世界前列的中華民族，明朝后期開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錯失工業革命、科技革命機遇，最終在內部矛盾和西方現代化浪潮沖擊下逐漸走向衰落。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社會逐步沉淪，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為了擺脫任人欺凌、宰割的悲慘命運，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洋務運動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戊戌變法試圖通過改良來圖強，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試圖以資產階級共和國、振興實業等方案來實現現代化，但均以失敗告終。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中國式現代化是黨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辛萬苦取得的重大成果。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盡快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我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的突破，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團結帶領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團結帶領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特別是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歷史雄辯地證明，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
鮮明獨特的政治優勢：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作為現代化事業的引領和推動力量，政黨的價值理念、領導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風貌、意志品質直接關系國家現代化的前途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宣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獨特的政治優勢。《摘編》第二專題對此作了充分闡述。
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從建黨的開天辟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切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近代以來18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和推進。中國共產黨具有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全體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定盤星。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有很多條，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第一條。
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方向。黨的性質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張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什么現代化。我們黨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在正確的軌道上順利推進；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科學指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穩步前行提供堅強制度保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精神力量。毋庸置疑，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闊步前行。
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我們黨堅持把遠大理想和階段性目標統一起來，一旦確定目標，就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續奮斗、艱苦奮斗、不懈奮斗。黨的領導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始終錨定目標接續推進。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我們黨始終高舉改革開放旗幟，以巨大政治勇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勁動力。中國式現代化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我們黨能夠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尋找最大公約數，達成最廣泛共識，不斷凝聚起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偉力。概而言之，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走得穩、走得好、走得遠。
科學精深的理論體系：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是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最高頂層設計
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最高頂層設計，并初步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摘編》第三、第六專題全面闡述了這一問題。
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崇高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點；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特征。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以及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些中國特色凝結著我們長期以來的實踐探索，體現著我們對國際經驗的深刻總結”“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
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黨的二十大用九句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作出高度概括，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本質特征和旗幟道路角度闡明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力量和根本性質，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正確道路和根本方向。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角度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總布局、總任務。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中國式現代化“胸懷天下”的高遠追求和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選擇的使命擔當，從世界意義和文明發展角度作出了歷史定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作出科學概括”，“是黨深刻總結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對我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如何加快實現現代化在認識上不斷深入、戰略上不斷完善、實踐上不斷豐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論結晶”。
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精髓要義，我們要深刻領會、系統把握。只有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和實踐要求，才能更加堅決地防范照搬照抄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思維方式。
清晰可行的戰略規劃：中國式現代化有目標、有規劃、有戰略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奇跡。這充分展現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卓越水平。《摘編》第四專題對此作了充分闡述。
扭住社會主義現代化奮斗目標，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一茬接著一茬干。1953年12月，毛澤東同志初步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概念。從黨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到黨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發展戰略，從黨的十八大明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兩個十五年”戰略目標，我們黨始終扭住現代化奮斗目標，一茬接著一茬干，一棒接著一棒跑，不僅如期實現奮斗目標，還調整提前了現代化的時間表，提升了現代化的含金量，即比原計劃提前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進而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1953年，我國編制實施“一五”計劃來指導推進國民經濟建設。截至2020年，實施完成13個五年規劃（計劃），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規劃一般都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在制定過程經過廣泛調研、深入論證、多方征求意見，最后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中長期發展規劃完整勾畫經濟社會建設的任務書、時間表、路線圖，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踐證明，規劃的制定實施，使我們在理念上有共識、行動上有計劃、機制上有保障，是可感可行、務實管用的治國理政方式。
針對關系全局、事關長遠的問題實施一系列重大發展戰略。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們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抓手。黨的十八大前，我們曾實施過西部大開發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新農村建設戰略等。黨的十八大以來，著眼于解決事關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問題，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一系列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等。戰略具有相對穩定性，一經提出，就要長期堅持、一抓到底、久久為功。這些重大戰略的有效實施已經并將繼續對我國經濟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
有目標、有規劃、有戰略，是我們黨成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歷史經驗，也必將成為我們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揚帆新征程的治國方略。
系統辯證的思想方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摘編》第五專題對此作了深入闡述。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加以謀劃。只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推進改革發展、調整利益關系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堅持系統觀念是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方法。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錯綜復雜，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加以謀劃和解決，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辯證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了六大關系，即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的關系、戰略與策略的關系、守正與創新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活力與秩序的關系、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客觀實際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如何不斷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要運用好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提供科學思想方法。
胸懷天下的國際視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摘編》第七專題對此作了充分闡釋。
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發展奇跡。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功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創造了二戰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與此同時，我國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作為人口規模超過10億的國家，在短時間內創造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在人類文明史上史無前例。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物質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為全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模式。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基礎上的，盡管西方現代化模式也在不斷演變，但其骨子里的資本至上、弱肉強食、兩極分化、霸道強權的本性沒有任何改變，其弊端愈益明顯。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通過社會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制度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在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中不斷拓展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天然具有放眼全球、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天下胸懷。比如，強調不同文明交流交融、平等互鑒的相處之道；倡導構建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等等。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觀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體用貫通，集中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根本問題。我們要堅持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在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潛心感悟其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奮力開辟中國式現代化新境界。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4年2月8日第5版